張家口堡東門大街上見證了張庫商道歷史興衰的康熙茶樓。
張庫商道是張家口通往庫倫即今蒙古國烏蘭巴托的貿易之路，全長1400多公里，作為貿易來往之路在漢唐時就已開通，宋遼時期契丹人和吳越人進行茶葉貿易頻繁，至明朝時，張家口的“茶馬互市”已成規(guī)模，民國后漸漸衰落，前后延續(xù)了近千年。能夠說，這條北方茶葉之路是繼絲綢之路后又一條重要的銜接中外貿易的橋梁。現(xiàn)在，張庫商道研究已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研究課題（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批準號：HB12YS045）。
張家口堡位于張家口市橋西區(qū)，在這片眾多有據(jù)可考的古代修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經營的茶樓——康熙茶樓，以及山西商人常萬達的商號舊址。康熙茶樓始建于清康熙年間，是張家口譽滿海內外的四大茶莊之一。范永斗的世祖、太仆寺郞范毓髕為二品官，直供軍需，包括馬匹、糧草和茶葉等，屬清代朝廷隨軍商家。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間，是既有勢力又有巨資、上通朝廷下連市井的名門望族。其時，范氏家族在福建武夷山擁有茶山五千畝、茶場五座，從事茶葉的收售運屯，一手包攬，財權均非同一般。
從乾隆年間始，山西商人常萬達就以張家口為基地，在恰克圖經營對俄貿易。隨著業(yè)務的發(fā)展，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新設大升玉商號，道光二十年（1840）增設大泉玉商號，同治五年（1866）又設大美玉商號，光緒五年（1879）再設獨慎玉商號，包括原來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連號共同進軍恰克圖的格局。在眾多貿易項目中，茶葉是支柱項目，常家從中獲取了巨額利潤，奠定了山西常家的家業(yè)與聲名。
契丹族是唐宋時期我國北方地域縱橫草原大漠、來往長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們的日常飲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為主，因為飲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時，也補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維生素等營養(yǎng)成份，所以自從茶傳入游牧民族區(qū)域后迅速被他們接受，視茶如同糧食和鹽一樣，成為日常生活中不行缺少的飲品，對茶的依賴更甚于產茶地的漢族人。南方同契丹族的貿易關系中，茶葉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遼的疆域面積遼闊，幾乎包括了黃河以北的全部，還有今天俄羅斯的少數(shù)地域。據(jù)研究東方茶葉貿易的美國學者艾梅霞考證，最早將茶葉介紹給俄羅斯人的就是契丹人。
據(jù)考古史料證實，契丹族在歐亞與中東早期的茶葉貿易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契丹族與歐亞、中東地域有著密切的文化與貿易聯(lián)絡。契丹人把茶葉流傳到歐亞和中東的歷史意義非常重要，它為此后沿襲千年的北方茶葉之路播下了種子。據(jù)史料記載，公元978年吳越歸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葉主要來自宋朝并開設了多處交易場所，這一時期，契丹人大多數(shù)是通過榷茶這種專賣制度經買賣得到茶葉。
到了宋遼時期，原本是雙方貿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戰(zhàn)馬聲嘶鳴了幾十年，嚴重阻礙了茶葉貿易的發(fā)展，但在事先，茶葉關于契丹族來說惜如黃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遼雙剛才簽訂了“澶淵之盟”，就“雙方于邊疆設置榷場，展開互市貿易”達成了共識，遼人以牲畜、谷物、織品換取宋朝的茶葉。“澶淵之盟”讓兩族交善，開啟了前所未有的漢人向契丹人進貢，茶為貢項之一。茶貿、茶貢使茶文化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其后不久，宋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廢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葉終于能夠在各地隨便買賣了。應該說“澶淵之盟”既使宋遼兩國得到了社會穩(wěn)定與經濟繁榮的機遇，從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葉貿易真正地興盛起來。
宋遼之后，南北茶葉貿易在經歷了金、元兩個北方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政權以后，又一次出現(xiàn)了危機，南北通暢的茶葉貿易通道因蒙漢相爭再次燃起烽煙。明朝建立之初，為維護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控制和制約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兩朝實行茶葉壟斷體制的基礎上，提出用茶葉控制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以茶馭蕃”、“以茶治邊”的政策。在這種政策指導下，明朝采用以茶“賞蕃”和壟斷貿易式的“茶馬互市”，以期達到固邊富國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說：“戎人得茶不能為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資，而駕馭西蕃不敢擾我邊疆矣”。
明朝在“茶馬互市”中推行“賤馬貴茶”的不服等交換，以壟斷馬的價格來獲取大額利潤。在宋代，一匹良馬可換名山茶350斤：《明太祖實錄》載，到明洪武時期“上馬給茶80斤，中馬60斤，下馬40斤”。不僅如此，明朝還時常借戰(zhàn)事或其他理由來關閉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卻因此加重了雙方矛盾。明嘉靖以來，蒙古俺答汗父子屢次向明朝申請增開茶市，廣開雙邊貿易，但均遭明朝回絕。據(jù)《張家口明代紀事》統(tǒng)計，從嘉靖元年到隆慶五年的43年間，蒙古俺答等部犯擾大同、宣府、懷安、蔚州和熱誠就達70余次之多。
這一時期，宣府、張家口一帶人民生靈涂炭、流離失所、苦不堪言，雙方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邊關不穩(wěn)，嚴重影響了明朝的政權統(tǒng)治，開啟互市、穩(wěn)定邊關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終改變這一切的，竟是一個偶然發(fā)生的事件。明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因家庭問題引發(fā)矛盾，憤然帶十幾名親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經濟、社會、親情重重壓力下，俺答致書明朝請求封貢言和，同時請開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請求封號。第二年，明朝下詔書封俺答為順義王，俺答特派專使答謝，賭咒從此永不犯邊。同年，明朝終于同意在張家口開設互市，互通有無。
明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張家口茶馬互市的設立，標志著橫貫歐亞大陸的張庫商道誕生，它在中外貿易史中曾發(fā)揚過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張家口堡這個最初為長城屯兵而建的軍堡（公元1429年），從十六世紀開始，漸漸發(fā)展成為歐亞貿易的貨運中樞及中原進入草原的起點。張家口這個名字蒙語叫（Kalgan），再早還被叫作（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門”。自此，張家口這座“聚集的門”，依托歐亞貿易中樞的地位而帶來繁榮，迅速從普通的邊關小堡釀成了中國北方一座新興的貿易之城。
張家口堡很快從五湖四海聚集了來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漢族、滿族、蒙族客商，以及來自歐亞、中東各國家和地域的外國客商，這些因素成就了張家口堡中外通商貿易的歷史地位，也造就了張家口堡四方雜處、民風多樣的特點，這種看似沒有特點而又各具作風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經過歲月的沉積，反而形成了張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這恰恰是張家口堡地理和歷史獨特的展現(xiàn)。
站在國際與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張庫商道的興衰史是中原漢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經濟互相促進、文化相互融合的重要歷史事件。研究張庫商道的歷史，就是研究我國古代文化交流史與對外貿易史，而研究張家口堡的歷史，則能夠深入開掘與探討千年商道的眾多價值，無疑，這是史學界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