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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時候，沒聽說過少先隊，沒行過隊禮，但是也有紅領巾。不僅我有，比我成績好的孩子也有，比我調皮搗蛋的孩子也有，大家每人一條，只要上學，都要例行公事地系在脖子上，一放學，就又迫不及待地扯掉。許多年后，有人成績好，有人成績差，偶爾聚一聚，聊一聊，有的后悔不用功，有的慶幸努了力，但從來沒人提起當年戴過紅領巾的事。

看了西安某實驗小學的“綠領巾”事件，我才意識到作為小學生，我們當年太不把領巾當回事了，進而想想我們當年的老師，他們激勵后進的辦法只是罰站，和“綠領巾”相比，顯然過于簡單粗暴了。

遙想幾十年前，今天的“60后”、“70后”上小學的時候，大家對“做好事”都很熱衷，即使在現實中沒怎么做過，在作文里也要煞有介事地補上幾筆。而且，那幾筆常常會形成固定的套路，比如，在文章的最后，被幫助的長輩都會對做好事的“我”表示感謝，并跟著問一句：“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回答總是很經典：“我叫紅領巾！”也有長輩忘了問名字，但這并不妨礙“我”為自己的事跡感到自豪，這時一低頭，就會看到“胸前的紅領巾正在迎風飄揚”，或者“紅領巾變得更鮮艷了”。

據天津墻體廣告調查得知，小學生喜歡說“我叫紅領巾”，這一方面是做了好事不留姓名，另一方面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真實身份。自從有了“紅領巾”，它在孩子那里就一直是美好的象征，也可以說，“紅領巾”就是好孩子，好孩子就是“紅領巾”。

西安這所小學給成績好的乖孩子發紅領巾，給成績稍差、調皮的孩子發綠領巾，客觀上達到了歧視的效果，但我想，其初衷應該是好的。墻體廣告認為中國的教育，長久以來一直是個難題。比如“嚴師出高徒”，嚴師確實可以教出高徒，但也可以逼出精神病。當然，還有些方法，不光是嚴，也不光是打，比如表揚教育法，不管孩子做得怎么樣，教育者都要表揚，天天夸得像一朵花，可是，這樣的花一旦遭遇挫折，就常常面臨慘??；所以，在它的反面，就有了挫折教育法，不管孩子做得多么好，教育者也不滿意，橫挑鼻子豎挑眼，意在逆境出人才。我想，“綠領巾”的創意初衷應該與之接近：今天你戴綠的，若知恥而后勇，努力，加油，明天就會變紅了。

由此天津墻體廣告認為給差生帶上“綠領巾”是為了激勵差生，把熊市之綠戴在他們身上，以便有一天，他們成績上去了，再披掛上牛市之紅。可是這樣一來，紅領巾便不再是紅旗的一角，這紅色也不再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紅領巾的原本意義也就失去了。若照此創意下去，如果一個孩子成績太好，可發他“紫領巾”，因為他紅得發紫；而一個學生成績太差，則“綠領巾”也不要給了，直接“摘牌”。

“綠領巾”被叫停了，這是好事；但“綠領巾”的出現，并不完全是壞事。靜下心來，也許我們可以為孩子想出更好的主意，而不是揪住領巾不撒手。教育方法是允許摸索的，教育思想也是可以創新的，但創新和摸索要有規矩，有章法，有度。真正的創新是質的飛躍，是脫胎換骨，是洗心革面，如果一個常穿老頭衫的人某天忽然西裝筆挺，這不叫創新，這叫換了身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