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淄博出淄石，
山東印社攜淄博文廣新局更有淄川區政府，共同聯合
山東省工藝美術大師常宗林，發愿要為
山東淄硯做一件可以流傳后世的大事。邀請70余位西泠印社社員揮毫題銘，并迻錄西泠印社前輩已故大家硯銘題記諸品，共得百余品，正可合為一帙，研墨拓硯，古彩煥然，實在是一件非常古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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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的百年歷史中，除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學”之外，也有許多翰墨風雅的歷史記錄。比如春秋兩季雅集，比如清明祭祖重陽登高，比如“金石家書畫展”的奇思妙想，比如孤山上的各種建筑物的優雅和書卷氣十足的名稱：柏堂、數峰閣、鴻雪徑、印藏、遁庵、寶印山房、四照閣、題襟館、鶴廬、觀樂樓……如果加上許多名家楹聯匾額，以及丁敬身像、鄧石如像、吳缶廬銅像、二十八印人像、吳昌碩篆《西泠印社記》石刻、王福庵篆《西泠印社記》石刻等等，甚至到1988年孤山上還特別立有沙孟海社長親書的《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紀》石刻，百年社慶還有啟功社長題的“百年印社、千秋印學”摩崖石刻。題銘刻石，向來是西泠印社貫串百年的優良傳統。正是因為有了它，西泠百年的歷史才不致中斷，前輩先賢的蹤跡才不致泯滅，“保存金石”的建社宗旨，也才落到了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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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背景來看這次動員西泠印社社員集體創作“淄硯銘刻”的策劃和構思，我以為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一提：
一，硯銘創作是一項非常風雅的藝林逸事。過去西泠印社社長吳昌碩有好友沈石友，號為藏硯大家；著《沈氏硯林》為一代硯學名著。其中銘刻，文字書刻皆出自高手大家，堪為后世之范。今日再以硯銘新創而集合同道，在世間大都關注書畫篆刻創作動輒丈二大軸壁書滿堵龍蛇飛動的藝術家看來；方寸之硯，也許只是“小玩藝兒”，但其精妙細膩，不讓高壁廣廳狂草巨篆；復有詩文助興、更有名家秀逸之案上手札作為融匯，在要素上已是十分豐富多彩。新時期以來，書畫之進入展覽時代，原有的文人士大夫“詩書畫印綜合（兼能）”的風氣漸弱，以視此次征集硯銘創作，正符合西泠印社與時風時尚力求錯位發展、各得其所各占風流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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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硯本身而言，文房四譜，硯為其冠。號為“石將軍”、“即墨侯”。四大名硯本有端、歙、洮、澄泥諸硯品，而魯硯中之青州淄硯，更屬名品。北宋熙寧時，淄硯已經馳名，宋神宗曾賜淄硯于司馬光；蘇軾、米芾都稱為“淄石硯”。又啟功社長曾有題淄硯銘“鋒發墨，不傷筆。篋中硯，此第一”之譽。亦可被看作是西泠印社與淄硯之間一種先期的緣分。而近年來，淄硯（非唯淄、其他名硯亦復如是）的雕刻漸趨于泛工藝化而乏文氣；而以集西泠印人之銘文，書淄硯相關詩章，篆隸楷草，各擅其勝，溢之于筆法，自當復觀北宋蘇米嗜淄石之名士風范。而以淄硯得與端、歙、洮諸硯雁行而可后來居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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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抵一般硯雕家，即使是工藝美術大師，雕刻自是當行，但或多不通書法篆刻，故刻鑿文字線條僅存形貌，生硬板滯，無眉目生動之象。有如北朝造像皆取于當時頂級雕工，余事作造像記則粗率歪斜，斬截佶倔，信手不求法度。又今之流行電腦刻磨，取其簡速，不通筆意，更乏生趣，不值一哂。而常宗林硯師則旁通書法以悟筆勢；又專攻篆刻而得金石渾樸氣象，古璽漢印，浙皖鄧趙、皆有涉獵。以此刻硯銘，自是駕輕就熟，信手拈來而意韻十足。于淄硯作為名品的推廣拓展，開辟了一條名家又名刻的新徑；而動輒有百方之數，大成規模；萬眾囑目，蔚為壯觀，形成一筆豐厚的、而且是獨一無二的文化財富——淄硯的精工雕刻，只是硯家固有手段，再發展也就是在一個自家固定圈子中；但一旦與西泠印社合作，形成兩種不同文化形態碰撞，如硯刻與金石篆刻、地方文化結晶與百年名社風氣，等等等交匯交融，互補互襯，自是錦上添花、熠熠生輝，遂成時代一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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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許慎《說文》即列“硯”字，知當時已有完整的文房之硯的概念。唐代是四大名硯稱號的發生期。宋代蘇黃米蔡皆有關于硯的書札墨跡傳世。在士大夫群體中，得一方佳硯，是文房必備；而有名人硯銘，則更是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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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體廣告清代述硯最著名者為《西清硯譜》，那已經不是文人雅玩，而是非常專業化的姿態了。今天我們集西泠印社名家而成的這部硯刻作品，或可名曰“淄硯譜”，以成今日弘揚硯文化的一個獨有樣板。西泠印社在近十幾年間，不遺余力地倡導“重振金石學”，從青銅彝器到古銅璽印，再到石刻的豐碑巨碣和摩崖題記；又從這個具有共識的金石學原點出發，再發展為拓片題跋風氣、拓術中的“全形拓”技術傳播等等，在印學上也開始力倡石印以外的銅印、玉印、竹木印等多印材印質的鑄刻切磨嘗試；更還有關注域外印的寬闊視野，可謂是漸漸構筑起一個具有當代“大印學”的新框架；而“硯銘”之創制，自然也是這個“大印學”、尤其是“金石學”在重振倡導之時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需要我們共同來引領、倡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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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覽活動，主辦方定展名為“文心在茲、金石華彩”，硯銘硯刻，正得自列于“金石”范疇；在重視其匠作絕技之精妙以外，更重視“文心”，以高其氣格；亦正符合于“重振金石學”之大旨也，故特為拈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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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體廣告 （陳振濂2018年8月30日于西泠孤山）責任編輯 吉立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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