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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一場波瀾壯闊的偉大改革在中國上演。這就是農村稅費改革，它是繼土地改革、聯產承包制之后，我黨領導下的第三次農村重大改革。正是通過這次改革，我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讓農民進入零稅賦時代。

那時，湖北農民負擔較重、財政收入不多、村級負債較大、冗員包袱沉……改革壓力很大。但是，省委省政府迎難而上，時任省委書記**斬釘截鐵地說：“砸鍋賣鐵也要推行稅費改革！”

從2002年到2005年，湖北農村稅費改革歷經艱難曲折，最終獲得全面勝利，提前一年取消農業稅，這為之后的精準脫貧、鄉村振興打下良好基礎。

負擔過重，曾是農民之痛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10余年后，到上世紀90年代初，農民負擔問題日益突出，逐漸成了全國一個共性問題。

“廢除農業稅之前，農民不僅要交納農業稅，還要承擔許多農村公共服務經費。”今年5月底，省農業農村廳經管局局長張清林告訴湖北日報全媒記者，農民負擔是土地大包干的一個副產品。

據原農業部統計，1995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比上年增長19.9%，“三提五統”費用增長48.3%，而農民承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各種負擔也增長52.2%。這一年，全國1/3省份的農民負擔都超過國家規定的上年收入5%“上限”。

作為農業大省的湖北也不例外。1998年，經歷了特大洪災后，沿江30多個縣市的農民元氣大傷，本該因災減免稅賦的農民，卻要向村鎮上交畝均300多元的負擔。

“當時農民編了一首順口溜：一百元笑，兩百元叫，三百四百就上告，指的就是‘畝均負擔’！”1996年以后，張清林曾長期擔任省減負辦副主任。

省委政研室一級調研員余愛民曾在監利縣（現為監利市）稅改辦任職。他回憶，2000年，監利縣棋盤鄉侯王村有個農戶全年應交2700元，但農田收入還不足1000元，只得將外出務工收入貼上。

沉重的負擔不僅挫傷了農民務農的積極性，更激化了干群矛盾。

盡管從1990年起，中央幾乎每年都出臺為農民減負的文件，湖北也頒布鐵律，凡發生涉農負擔惡性案件的縣市黨政主要領導進入“籠子”管理，幾年之內不提拔、不調動。然而，各地農民負擔始終呈減而復增態勢，“濤聲依舊”。

這是一道多重矛盾演繹而成的“陣中陣”。當中，有理念、現狀、體制、人情、利益交織交鋒……

“層層重重，互為因果，相依相盤，集結成一座封凍的冰山。”張清林說，“唯有改革，才是**它的唯一出路。”

“一定取信于民，一定堅決清退”

200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安徽省試點，這標志中國農村稅費改革拉開序幕。

對安徽的試點，湖北省委給予高度關注。

2001年12月27日上午，省委經濟工作會議最后一天。在談到2002年的工作時，時任省委書記**發話：“明年，哪怕是砸鍋賣鐵，也要千方百計推行農村稅費改革！”

此言一出，四座皆驚。

當時，湖北尚未列入2002年的試點省份。但省委省政府運籌帷幄，積極爭取，向中央反復闡述湖北納入試點的必要性和成熟條件。

2002年3月，國務院確定湖北為試點省份，安排轉移支付資金13.5億元。4月25日，省委召開全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一場變革在湖北破云而出！

當年，省委、省政府按照“減輕、規范、穩定”的要求，實行“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項調整、兩項改革”。取消鄉統籌費與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取消農村教育集資；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辦法和共同生產費辦法。

32位時任省領導分別聯系一個縣市，推進稅費改革。**主動提出到農村工作矛盾多、財政困難、改革難度大的監利駐點。

稅費改革，第一步是結算清退。

省委要求，減負從當年減起，已經超收的錢，結算清退回去。當時，我省農村夏征工作已結束，所謂“早谷還在田里長，收款戰斗已打響”，且“一季繳全年”，因而要結算清退的項目也繁多。省委態度異常堅決，“一定取信于民，一定堅決清退”。監利縣委破釜沉舟，全部清退。

第二步是人員精減。

監利史志研究中心負責人王定坤回憶，監利有個紅城鄉財政所，年年說要裁人，年年都在增人，但這次稅費改革鐵面無情，全所105人只留下32人，精減分流73人。全縣共精簡機構224個，分流人員8442人，減少財政支出3376.8萬元，減幅分別為45%、41%、30%。

第三步是配套改革。

監利是全省鄉鎮綜合配套改革7個試點縣市之一。當時任監利縣委常委、鄉鎮綜合配套改革辦公室主任的吳祖云，是監利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他回憶：“這是農村基層政權的一次大手術，先后歷經4輪攻堅，始終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推進改革落實落地。”

歷時3年，監利農村稅費改革取得圓滿成功，成為全國樣本。

湖北農村稅費改革攻堅告捷。與改革前相比，我省農民負擔減輕了67.2%。2004年，全省農村出現了多年少有的好形勢，原來緊張的干群關系大大緩和。

農民進入零稅賦時代

農村稅費改革的最終階段，是全面取消農業稅。

2005年，湖北提前一年在全省范圍內取消農業稅。

2006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廢止，“皇糧國稅”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監利農民貼出一副有名的春聯“千年等一回，種田不交稅”，喊出全國億萬農民的心聲。

種田交稅在我國綿延幾千年。每次稅改后，農民負擔先降后升，周而復始，這就是有名的“黃宗羲定律”。“定律在中國共產黨這兒不靈了！取消農業稅是中華民族歷史性的突破。”余愛民說。

不取、多予、放活。稅改后，中央惠農好政策接連落地，財政支農投入不斷加大，政策體系不斷完善；農業生產形勢持續向好，糧食產量實現“十七連豐”！

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

今年5月31日，省鄉村振興局掛牌。已擔任省委農辦主任，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書記、廳長，省鄉村振興局黨組書記的吳祖云感慨萬千：“農村稅費改革，為今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創造了條件。”

荊楚大地，阡陌壟上。糧食生產拾級而上，鄉村顏值不斷提升，農村改革蹄疾步穩，農民收入再攀新高。

重中之重有多“重”？優先發展如何“先”？全面推進怎么“進”？新型關系“新”在哪？湖北科學作答三農“四問”——

加快建設農業產業強省，發展十條農業主導產業鏈，實施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十百千萬”工程，開啟農業現代化新征程；

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加強鄉村建設規劃管理，提升鄉村宜居水平，完善鄉村治理體系，繪制湖北美麗鄉村新畫卷；

用好“深化農村改革”這個法寶，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激活鄉村發展新活力；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

堅守以農為本、為民服務的初心不動搖，牢記鄉村振興、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使命不動搖，堅持重中之重、優先發展的地位不動搖，湖北踏上奮力奪取實施鄉村振興全面勝利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