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墻體廣告施工 [摘要]
農村留守老人是伴隨著中國由傳統向
現代轉型過程而出現的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他們而臨的隔代撫養和自身養老的雙重困境，顯示出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對
農村老年人成本支出的缺位。選擇倫理的角度來關注
農村留守老人現象，有助于加深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深層認識，進而制定出更加符合
農村老人生活狀況和養老需求的社會支持體系。
[關鍵詞]親子倫理;農村;留守老人;反哺 農村留守老人現象，是指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伴隨著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遷移的所謂“民工潮”而產生的大量農村老人，以及因無法享受傳統家庭的贍養方 8月4日，一夜細雨往后，江郎山下清風徐來。 中午時分，記者來到江山市石門鎮江郎山村的阿依樂薰衣草莊園，但見這兒游客絡繹不絕，歡聲笑語不斷。在紫色的花海中拍婚紗照，在綠色的草地上騎馬，在彩色的氈房里品味新疆美食，這個開業才3個多月的莊園，已成為江山眾所周知的休閑觀光點。 看著眼前熱烈的場景，總經理張吉良歡喜不已，連連感嘆。在溫州、寧波等地打拼的日子里，張吉良總忘不了故土的山水風情，“我自小看著江郎山長大，回鄉出資旅行的想法由來已久，現在總算圓夢了。” 時光倒流3年，景區入口處還有一片臟亂差的違建菇棚、雞棚和鴨棚。站在郎峰頂上眺望，這些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且已空置多年的簡易出產用房，猶如一塊“大瘡疤”，與滿眼綠意的田園風光方枘圓鑿。
2013年，石門鎮正式發動“三改一拆”。鎮黨委書記楊子勛說，工作展開之初，他們就一再遭受阻力，開展緩慢。“這也促進咱們去反思，‘三改一拆’不能為了拆而拆。”
為此，在摸清拆違底數的一起，石門鎮以方案方案為統領，堅持“宜耕則耕、宜綠則綠、宜建則建、宜商則商”準則，給每塊拆后土地一個明晰的未來。
兩年前，一次偶爾的回鄉之旅，張吉良驚喜地發現，江郎山腳下的那塊“大瘡疤”總算不見了。聽說這兒正在招商引資，方案開展休閑旅行，接受景區溢出效應，他隨即聯合3位外出鄉賢和1位新疆客商拿下項目，于是便有了阿依樂薰衣草莊園，“方案總出資5000萬元，一期出資1500萬元。” 拆后使用的計劃，還叩開了西山村人的心扉。西山村的中央，年久失修的宗祠和牛欄、庫房等老舊危房亟待撤除，鄉民卻百般阻撓，直到鎮村干部把“鄭氏文明禮堂”的方案方案圖擺在他們的眼前。現在，走進“鄭氏文明禮堂”，只見不少白叟正在歇息聊天。逢年過節時，戲臺上還會有精彩表演。鄉民們紛紛表示，兒時回憶回來了。
在泉塘村，23歲的大學生祝肖卿和53歲的父親祝龍洋聯手，為退養后拆剩的兩間豬舍，方案出了獨出機杼的改造方案——豬舍咖啡和豬舍民宿，“我已決議，下一年結業就回來，和父親大干一番。”祝肖卿說，“咱們預備使用周邊土地，建起采摘果園，使用石門溪建造親水渠道，打造寓教于樂的親子游基地。”
行走在石門鎮，尋找每塊拆后土地的去向，咱們簡直都能找到明晰的答案。在長山源村，張中海拆掉養豬場，原地建起社會化服務中心，然后子承父業包田種糧，短短兩年時刻，他就已成為全市機械化程度最高、單人種糧規劃最大的種糧大戶，收入翻了4倍。不同的是，他家門口的那條溪，再也不發黑發臭了。
據統計，截至現在，該鎮累計撤除違法建筑834宗，撤除面積合計21.3萬平方米，完成拆后使用20.4萬平方米，拆后土地使用率近96%。
拆掉臟亂差，石門鎮的清麗容顏逐步變回，資本也接連不斷。在長山源村，四川華樸公司出資8億元的萬畝紅心獼猴桃項目正在建造中，而在西山村，出資3億元、占地400畝的“四季農耕”農旅聯系項目也已落地。現在的石門鎮，已迎來借景開展的好時光。式而遭遇到的諸多方面的困難。該現象的實質是城市化進程對農村缺少成本支出在老年人身上的反映，是城市對農村的無情掠奪和相關責任的缺失，也是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的社會發展的結果。本文之所以特別強調以親子倫理的角度來關注農村留守老人現象，是因為隨著銀發浪潮的來臨，關注老年人就是關注社會的發展。關注農村留守老人生活就是對社會弱勢人群的真正關心，有助于加深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深層認識，進而制定出更加符合農村老人生活狀況和養老需求的社會支持系統，繼而從倫理的角度構建支撐社會養老的穩固體系。 一、親子倫理關系的重要性 親子關系作為家庭的重心，是父母和子女之間濃郁的情感表達方式。父母在生育撫養子女的過程中，既體驗到生命自然延續過程中的喜悅與感動，也體驗到了神圣的生命責任所帶來的充實和完美;在確證了個體生命對于后代的意義和價值的同時，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定和成熟，并且在這種體驗中意識到生命的無限延展性。子女在贍養孝敬父母的過程中同時也體驗到了與父母之間那種割舍不掉的永恒關系，體驗到家庭責任在自己身上的無限延續，學會了分擔責任、分享快樂，并把這種情懷延伸到社會生活中而獨立堅強。也正是父母子女之間這種圍繞著撫養、贍養而展開的雙向情感連接，構筑起了父母子女之間的親子倫理道德規范以及法律方面諸如財產占有和繼承等法律確定的權利義務。同時在以親子倫理為基礎的條件下，個體社會化得以在家庭中順利完成。一方面，父母把自己擁有的所有生活經驗和生活技能毫無保留地交給子女，教導其對社會規范的遵守并敦促其形成合宜的交往方式。在潛移默化中使其學會恰當地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初步適應社會生活。另一方面，孩子在觀察父母的行為方式、體察父母的價值觀念的同時根據個體的需要和環境的作用內化和展示著自我成長的方向和成果，進而把這種成果從家庭倫理中延伸到社會生活中去實現個體與社會的整合。 這種充滿了脈脈溫情的親子倫理使整個傳統中國家國一體的格局得以最終實現。在我國傳統的親子倫理體系中，以親子倫理道德為起點、以社會政治目標為歸宿，有機地把個人道德與家國政治結合起來并使之成為中國人的社會理想。其中，親子倫理的核心與基石是以尊老為主要表現的孝道。所謂“孝，德之本也”。孔子倡“能養”，孟子崇“尊親”，無外乎都是在強調對老人的“敬”。盡管這種“敬”深厚的社會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生產關系和天然的血親關系，但是卻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積淀成了一種集體意識而使贍養父母成為廣大社會成員的良好習慣，繼而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日益內化成個人的自覺，進而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約束機制，成為人們行為的尺度和評判的標準。這樣，父慈子孝當然地成為了家庭幸福、人生完滿的一個重要構件。盡管這種對父母的“敬”在廣闊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因感情血緣等差異會有親疏遠近之別，但是人們尤其是歷朝統治者在選拔人才的時候都把是否能夠事父母當成一個重要的裁決準則，并企圖將個體道德修養引向安邦治國、平定天下等政治抱負，最終達到“內圣外王”的治理境地，從而也通過家庭倫理維護和支撐了對社會的治理。 今天的中國己經進入了銀發時代，未富先老的格局和家庭式養老弱化而社會化養老不足的現實使得中國的養老問題異常嚴峻，充滿了脈脈溫情的親子倫理對當代中國的養老尤其是農村社會的養老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社會化養老系統對農村養老系統的支撐還很薄弱;另一方面，受傳統觀念和傳統生活方式影響深厚的農村老人無論從生活上還是從心理上都依然非常強烈地依賴以孝文化和孝倫理為核心的家庭養老。為此，可以說提倡和發揚親子倫理在農村養老中的作用是構建和諧社會有力的“倫理支撐”。 意味深長的是，在廣大農村，對于那些為數眾多的留守老人而言，家庭和社會對其提供的經濟供養、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方面都遠遠不足，由此而帶來了留守家庭親子倫理的脆弱性，解構著我們社會賴以支撐的倫理體系。 二、留守老人家庭親子倫理系統的脆弱性 親子倫理是調整親子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或準則，是社會家庭倫理道德的組成部分。親子倫理包括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一是以父母對子女的撫養為主要內容的養育倫理，二是以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為主要內容的孝敬倫理。這兩個方面關系緊密，缺一不可，共同構筑了和諧的家庭關系和有效的倫理秩序。可是在留守老人家庭，親子倫理系統的脆弱性顯而易見。 1.親子倫理中“反哺”形態的弱化加劇了代際傾斜 從中國家庭倫理視角來看，子女贍養父母是對父母養育深情的“反哺”。這種“反哺”不僅要出自于盡份的義務層面，還應當出自于自覺的責任層面，不僅僅把侍養父母看成是一種不得不遵守的社會約定，更應當出自內心的真誠和喜悅，為父母提供經濟上的供養、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賦予養老這一社會義務深刻的文化內涵而使之閃耀著人性的光芒。所以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兒子承擔著經濟供養和生活照料的主要責任，女兒則更多地承擔著與父母尤其是與母親的情感交流，為母親提供傾訴的機會和對象。這種狀況基本上能夠維系父母心理的平衡，帶來家庭關系的和諧。可是隨著子女的外出，阻斷了親子間經常性的面對面互動，使得老年人最期待和最羨慕的子孫繞膝、天倫之樂成為奢望，導致留守老人的需求滿足度很低:平時生活幾乎是自我照料，甚至生病時也可能缺乏子女的關愛;希望與子女共享天倫，沐浴家庭溫暖而不得;渴望參與社會，與他人進行充分的人際溝通，但由于承擔著繁重的土地勞作、瑣碎的家務活和對孫輩的撫養照料等工作，而不能獲得;農村社會的日益空洞化，也使農村老人的相互支撐變得更加困難。老不一定有所養，不一定有所醫，自然談不上老有所樂!所謂“靜寞夕陽”便是對該狀況深沉而又無奈的嘆息，也多多少少地顯示出了一種違背人倫和社會發展本意的格局而產生不仁不義不倫不善之慮。同時，這種局面也使得本己經非常明顯的代際傾斜更加嚴重，使得“尊老愛幼”這一蘊含了生命運動最高哲學的倫理教化在斷層中難以為繼，使得孝道為先等倫理思維被以個人掙錢為主旨的工具理性所取代，并通過社會輻射強化這種思維，以至于對整個農村養老形勢乃至整個農村親子倫理、家庭倫理產生重大影響。 2.隔代撫養彰顯了親子倫理的不平等性 從公平和人類的生命周期來看，代際關系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中體現了親代與子代之間權利與義務對等的相互保障關系，是一種基于公平原則的“哺育”與“反哺”關系。但是中國的父母普遍具有的“代際傾斜的文化心理”使得他們普遍地表現出了對兒女的奉獻和犧牲遠遠大于兒女對父母做出的義務和本分。民諺“娘想兒，想斷腸;兒想娘，扁擔長”道盡了其中的玄機和微妙。在這樣的文化心理浸染中，在現實家庭需要的呼喚中，留守老人們不僅承擔著城市對農村進行剝削的所有后果，而且“他們本身又在經歷的或正在承受著城市對農村剝削一種新的表現形式—代際之間的剝削，且這次剝削方變為了他們遠在城市務工或生活的子女”[3]。這種剝削一方面來自于繁重農務的負擔，更是來自隔代撫養的壓力。當子女們在貌似廣闊的城市中尋求安身立命之時，并沒有辦法對自己的子女盡到應有的義務，只能把孩子暫時交給自己的父母代為養育，人為地打破了自古以來親子間的雙向平衡。當這一現象在農村普及并成為理所當然時，將使得農村的社會生活倫理導向以下的境地: 首先，弱化了留守家庭中子代對孫輩的撫養責任，加劇了留守老人的負擔。雖然老人們在照看孩子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享受了天倫之樂，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由于子女照顧不周而導致的情感缺失，但是這不僅使其老年生活更加操勞，而且還會承受著監護孩子可能遭遇的所有責任而使老人背負沉重的精神枷鎖。盡管如此，社會依然擔心隔代撫養對于兒童成長的負面效應而質疑“21世紀爺爺奶奶有資格帶孫子嗎?”。這種兩難境地更給本來浸潤著濃濃親情的隔代撫養蒙上了一層陰影。 其次，老人的孫輩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關愛，對他們的成長同樣不公平。家庭教育包括生活技能、情感和道德教育等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的缺失都將導致孩子成長的障礙。如若把孩子的教育歸于祖輩，則這幾個方面的實現都會存在諸多問題。對于農村留守家庭來說，祖孫年齡差距約50歲，且大多數文化水平低，甚至是文盲。對于社會發展態勢、兒童教育理念等宏觀層面和教育方法等微觀層面都存在著問題，常常顯現出盲目、力不從心和走極端:要么只重視生活責任而忽視道德法制教育，要么心有擔憂但囿于條件聽之任之;要么寵溺有余管教不足，要么擔心風險管得過惡《中國青年報》2004年9月13日曾經報道留守家庭的孩子往往成為兩個“大多數”:全國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數在農村，其中大多數又是留守兒童。有學者根據387名留守兒童的調查顯示，57.6%的留守兒童有過失行為，7.4%的人有偷竊行為，30. 6%的人有攻擊性行為，還有41.7%的人有破壞性行為。與親子關愛不完善的消極性相對應，親子關愛有利于兒童的健康成長:‘經常”進行親子溝通的留守兒童共有七成以上對學習充滿信心或較有信心，‘偶爾”進行親子溝通的比例為六成。親子溝通頻率越高，留守兒童生活不良行為就越少。隨著親子溝通頻率的遞減“無”生活不良行為的留守兒童比例則逐漸上升;相反，隨著親子溝通頻率逐漸增加，“有”生活不良行為的留守兒童比例也呈下降趨勢。這說明，隔代撫養的兒童由于缺乏父母的教育管教和情感支持，在失落、孤單中成為特殊的“殘缺家庭”兒童。這些社會倫理隱憂甚至產生貧窮與弱勢發生代際轉移的社會危機，給浸潤著濃濃親情的隔代撫養蒙上了一層陰影，人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些頗具社會發展意味的問題:誰來為后代的成長埋單? 3.親子間代際溝通中存在親情疏離 親子代際溝通包含了親子間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興趣愛好、生活方式、社會擁有等方面的交流對話。這種交流對話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現代化浪潮的席卷中，隨著機器時代的速度裹挾著城市意味的人倫在農村的彌散，整個鄉土社會充斥彌漫著舶來感覺與中國城市風味混雜的味道，使農村原有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原有生活的合理性和原有的倫理價值日益受到挑戰和懷疑。原本凝聚的鄉民日益為謀取各自的利益紛紛離散，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識日漸式微，鄉土中國熟人社會的情感連接日益松散。老人也由于自己特殊的生命周期日益被邊緣化，社會關系網絡日漸萎縮，生活視野日漸狹窄，導致與子代之間的差異、隔閡乃至沖突與日俱增，帶來親情的疏離。第一，親子溝通中存在不信任因素導致了親情疏離。在廣大的農村，老人在與兒媳的相處中容易產生矛盾，“許多人在有勞動能力時一心為子女，當喪失勞動能力依靠子女贍養時，往往難以保持體面和尊嚴，甚至會感到屈辱無奈，尤其不能忍受媳婦難看的臉色。這種不平衡的代際關系己經開始了近二十年”。第二，由于代際間的相互體諒而使親情疏離。在留守家庭中，留守老人不會輕易地對在外打拼的子女說自己的病痛、愿望和孤單，子女也不會輕易地對老人說自己在外面的辛苦、心酸和無奈，在相互的體諒中報喜不報憂，在親子信息的不對稱中懷抱著美好的愿望和隱忍的心理相互支持和鼓勵。最終的結果就是親情的慢慢疏離，這對于家庭倫理和社會的穩定和諧都構成了嚴重的傷害。第三，老人對個體生活選擇的限制導致了親情疏離。這一點在老人再婚選擇阻力中顯現得相當明顯。受到傳統觀念的禁錮和現實利益的影響，親子間對于單身農村老人再婚的溝通障礙最大。要么是單身老人不敢提出再婚的愿望，要么是遭到子女的極力反對使之難以得到實現，削減了親子倫理固有的關愛、理解與柔情。第四，老人孤寂死亡使親情疏離走向極端。處于孤單境況中的留守老人獨自枯死在家，是對看重兒孫繞膝隆重告別生命傳統和愿望的極大諷刺。留守老人孤寂死亡雖然不是普遍現象，但是折射出的親子倫理貧乏如一道利劍直指社會生活的冷漠自私，宣告著家庭倫理在留守老人生活中調節功能的失敗。以上種種，讓人們看到家庭在“增進老年人的生活勇氣，增強老年人的安全感”功能的弱化及其消亡。顯露出中國社會在吸納諸如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社會生活價值的過程中忽略其蘊含的固有張力而呈現濃郁的單向度取向特征，表現為“致富，“改變命運”等對生活意義的期待和行為悄然改變著鄉村的文化生態，廣大的青年農民喪失對于鄉村倫理應有的“文化自覺”，原本有效的鄉村倫理秩序自然丟失。 要改變這一現狀，從家庭責任角度來看，需要共同構建和諧的親子倫理生態。堅持對父輩的“反饋”是構筑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與底線，考驗和體現著社會的良知與責任。從社會責任層面來分析，由于“國家與社會是在個體生命的流逝與社會的時代接力中不斷發展的”，是故，社會應當設法建立穩定高效的支持系統使留守老人們安享晚年。 三、社會支持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在籠統的含義上，我們可以把社會支持表述為各種社會形態對社會脆弱群體即社會生活有困難者所提供的無償救助和服務”，這種救助和服務就是“一個人通過社會聯系所獲得的能減輕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因此，社會支持的主體既可以是主體自身，也可以是群體或國家;既可以是客觀的物質支持、社會關系支持，也可以是主觀的被尊重、被重視、被體諒等情感性、精神性支持。為此，從倫理建構的角度來探討對留守老人的社會支持應當體現一定的倫理原則和具體的可操作手段。 從倫理原則來說，應當體現人本原則、權利原則、公平原則。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以人為本”。無論是親子倫理的構建延續，還是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都要體現更多的人文關懷，不僅滿足老人的物質需求，而且高度重視精神方面和自我實現方面需求的滿足。權利原則的要求主要是老人自身要改變以奉獻、犧牲為主的意識，主動提出自己的贍養意愿，主動爭取養老資源，實現幸福老年生活的各項權利。公平原則的核心和基礎是平等，也就是無論家庭子女數額多少，無論身居城市還是鄉村，都使所有老人能夠在國家統籌的盤子里平等地分享社會的養老資源。這樣，在營造倫理的養老氛圍中生成新型鄉村倫理和鄉村倫理文化主體成長的空間，把養老的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家庭養老在理所當然中深化運行的方式，使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包含更多的倫理意蘊，提升其制度的功效。 從倫理觀念上來分析，應當契合時代的特點對孝道有一個正確的診釋。孝道既然是我們傳統文化和生活中子代對于親代的主要倫理要求，那么無論社會怎樣變遷，在今天這一倫理要求還不可能完全拋卻。孝道作為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道德體系，既包含了對“孝”的認知，也包含了行“孝”的方法和行為。實踐中既不能對孝道思想盲目沿用和死板繼承，把孝道凌駕于所有生活之上，使之極端化、泛化而走向虛偽和形式主義。也不能完全拋棄孝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畢竟在所有人類感情中子代帶給父母的撫慰是人類最自然、最深厚、最真摯、最持久的感情之一。畢竟在中國的廣裹土地上，以養老敬老為核心的孝道依然是兒輩回饋父母恩情的表現，也是老人血脈生命延續的主要形式。所以給予老人充足的物質條件、和顏悅色地對待老人、尊重父母思想和權利、尊重父母獨立人格和生活選擇、給其溫馨的精神慰藉安度晚年是孝道在今天所應有的內容。 從具體的養老方式來看，首先，應當發揮村落作為社區的作用。村落作為農村的天然社區，具有地緣、人緣、管理等優勢。在地緣優勢上，村落是家庭居住的條件和背景，也是人群集中的場所，依傍著村落社區，不需要改變他們原有的文化背景便能夠實現養老，使得養老有了堅實的支撐。在人緣優勢上，村落中的人群之間有著微妙的利益相關性，而且對每個家庭的了解又是最深刻的，所以應當挖掘村落內部潛在著的互助能力，便于發揮村民、家庭成員、親戚朋友幾種關系的能量，自然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支持網絡，使之形成有效的社會福利資源。在管理優勢上，村民委員會是最直接最有權威的基層行政組織，在整合養老的各項資源、組建專門的養老機構等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優勢。居于以上考慮，充分發揮村落社區在養老中的作用是使養老更加“人性化、常態化和低成本化而使之成為家庭養老 與社會養老的最佳結合點”。其次，在村落中為留守老人提供一個專門的養老機構。老人們根據自己的養老意愿、身體狀況、收入情況與子女商議后靈活選擇加入該機構的方式。養老機構的性質可以是國家福利性質的資助、可以是民間資本的捐助、可以是民營資本的營利、可以是村落集體的公益。運行方式可以是志愿者提供無償服務，可以是專門人員提供有償服務，可以是老人們的互相幫助。并且這個機構尤其關注高齡老人，因為“與低齡老人相比，高齡老人中女性更多，殘障比例更高，貧窮者更多，喪偶者更多，受到的教育較少”。第三，在村落中建立有償的事老服務機構。居于我國農村的現實，提供完全無償的事老服務還不可能，但是隨著農民自身收入較過去有所增加，子代打工收入較農業勞動收入高。因此，建立一定程度的有償事老服務，增加留守老人社會支持的選擇空間，讓留守老人和外出子女都愿意接受并感受愉悅放松。既然子女外出在目前是一種規避不了的選擇，既然老人留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么就讓這種境況更具人文性。第四，探尋多種模式的事老方式。在具體的照顧上，應當發揮家庭、村落社區養老支持的功能:或者子女輪流陪伴，或者子女為留守老人購買陪伴，或者發動低齡身體好的老人為需要的老人提供有償照顧陪伴服務，既能夠體現老有所為的價值，也使老人們在相互依靠中度過晚年。鄉村醫療機構應當定期無償地為老人們進行身體檢查，教會老人們基本的生活保健知識，力保生命的健康。第五，老人們自身也要繼續社會化。社會化是一個終身的過程，落實到老年人身上，就是“學做老人”。留守老人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保持積極樂觀的情緒;要注意保持身體的健康，增強生活的自理能力;要善于學習，坦然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拉近與時代和晚輩的距離;要積極地尋找精神寄托，在社會交往中保持安詳的心理和舒暢的心情。
